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精英们希望通过运用民族传统思想和价值来丰富马克思主义,通过人民—群众路线以克服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所以在七五宪法中将人民作为一个绝对的整体、一个完全的意识形态称谓,尝试通过人民权威在实践中的确立,以确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也是社会主义宪政的目标。中共十一大报告规定人民的范围为工人、农民、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25}。

[5]在法律思想史上，法律思想有两次转移：从君主视角转向富人人民视角，从富人人民视角转向穷人人民视角。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型，利益多元化，利益冲突加剧，宪政建设面临新的任务，无产阶级人民观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宪政的发展，需要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因此，资产阶级的宪政便成为无源之水，民国的制度实质上还是专制制度。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宪法法律保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人民的自由幸福是社会主义宪政的终极目的。

从此，中国宪法中的臣民转变为人民，宪政史上的臣民观转变为人民观。必须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全面兼顾和实现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充分发挥社会各阶层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4]西方社会中这些新的变化在法学界引起不小的反响。

[25]法国学者戴尔马斯—马蒂指出，在全球化条件下，随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相互渗透，法律体系不再像凯尔森所说的僵固、静态的金字塔式的体系，而像是一个飘散的、有聚有散的有序的云，随解决问题的方式（合作、和谐、统一）、处理问题的层次（国家、地区、全球）、领域和速度的不同而不同。而在中间3个月则部分属于私权，部分属于公权。[18]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76页。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经济法、社会法和环境资源法的发展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事，必须通过国家的强力干预使劳动者的权益得到保护，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条件得到保障，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得以实现，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法治基础。

《四位刑法学家视野中的死刑改革》，《检察日报》2005年12月27日，第3版。第41条规定国家所有权制度，法律规定专属于国家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取得所有权。

[19]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李双元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1页。而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制建设的实践也证明，只要面对中国的现实，应对挑战，我们离这个目标就一定会越来越近。其实这是不恰当的，与从身份到契约相适应的最多只是前一种情况。所以国际法与国内法相分离的情况在国际公法领域表现最为突出。

[34]该公约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1980年4月11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外交会议上通过的。所谓私法只不过是公法的一种形式。但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思路又会造成法律体系结构的不稳定性，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的思路，法律可以根据不同的问题作出不同的划分，因而缺乏相对稳定性。进入 朱景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律体系 法律规范 公法 私法 实体法 程序法 。

[2]这是一幅多么理想的法律部门划分和组合的图画啊。但它们始终都是在一个统一的宪法框架内，不可能存在与宪法典并存的单行宪法。

这涉及许多法律领域，如管辖权的界限、契约与非契约行为之间的界限、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界限，甚至生与死之间的界限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流动的。法律体系的协调和完善毕竟是第二位的，中国立法的实践表明，不能为体系而体系，它必须服从于中国社会本身的变化。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7页。第二，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主体不同，国内法的主体主要是个人，而国际法的主体是国家。和资本主义的自发形成相伴随，西方法律体系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过程，以大陆法系为例，宪法、民商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经过了几百年，新兴的法律部门经济法、社会法、环境法也经历了一百多年。2008年3月以后的数字来自中国人大网法律法规库。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严格程序可能带来的弊端，例如，程序的时间限制，可能加快或延缓审理案件的速度，从而影响实体权利的实现。宪法的一般（原则性）调整与部门法的具体调整，民法的平权型调整与行政法隶属型调整，宪法、行政法和民法确认权利的方法与刑法保护权利的方法，民法、刑法对实体权利的确认与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对程序权利的确认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

第三，它们所保护的利益是公共利益、国家利益。《行政监察法》由总则、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监察机关的职责、监察机关的权限、监察程序和法律责任构成，体现的仍然是实体与程序的混合。

应该看到，以问题为中心的思路并不是否定传统的法律部门划分，而在于以解决问题为中心把现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重新组合。劳动保障法主要包括《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 《工会法》、《就业促进法》、《矿山安全法》、《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制定的《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等。

讲法治，就必须讲程序。[15]混合法有时又称社会法。

党中央所提出的这些目标在全国人大的工作中得到贯彻。[31]参见朱景文主编：《全球化条件下的法治国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章。但是，在区分实体法和程序法，认识程序法在实现实体权利的重要意义的同时，还应该看到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渗透，以致二者的统一性。第39条在谈到离婚财产分割时，提出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另一方面又将诚实信用原则和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契约自由原则的重要前提。民商法的实质没有变，只不过给私人自治设置了条件。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中国的私法公法化的发生既有与西方国家相似的原因，也有自己的特殊性。

《合同法》一方面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从而确定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原则。不熟悉程序的当事人在法言法语和陌生的程序面前可能不知所措，从而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

作为一项政治使命，现在这一任务已经完成。为了完成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历史使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制定立法规划，从五年规划到年度规划，虽然立法规划不是立法的法定程序，许多列入规划的立法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制定，但是它确实反映了中国立法的目的性、有计划性，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是要解决由于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不平衡问题。实体法与程序法代表实体权利和实现实体权利的程序的两个维度，它们是一个国家法治的两个相互依赖的方面，可以分析法治本身变革的程度。

与西方法律体系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时间性、阶段性特别明显。本文的分析框架是双向度的，即规范性法律文件和法律规范的性质。

国际法、外国法，对中国法律制度来说既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从国际法、外国法处理相同问题的经验中吸取经验，加快中国法律发展的进程。二者的分离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后出现的，1806年法国颁布世界上第一部独立的《民事诉讼法》，1808年颁布世界上第一部独立的《刑事诉讼法》，实体法与程序法分离成为一种潮流，在大陆法系流行。

而且，同一法律文件从不同角度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划分，例如，《行政诉讼法》既可以归属于行政法，也可归属于程序法。如果不借鉴国外立法，中国通过自己的实践摸索，最终也可能制定出类似的法律规定，但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借鉴外国相关法律大大缩短了中国摸索的过程。